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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海洋文明與“長三角”社會變遷

      來源:海洋報   發布時間:2018-10-25 16:17:10 
      閱讀:10358

      ■石晶晶
        近日,海洋文明與近世以來的“長三角”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范大學召開,來自海內外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多位專家學者與會。
        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蘇智良教授在致辭中闡述了海洋文明對于“長三角”地域發展的重要影響和構建以上海為中心、涵蓋長江口和杭州灣兩大灣區的“大上海灣區”的現實意義。蘇智良說,隨著“灣區”概念的提出,我國確定“大上海灣區”戰略的必要性日益凸顯。“大上海灣區”涵蓋了整個長江三角洲和杭州灣地區,與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灣區”有許多相似之處。以上海為首的灣區區位優勢突出、人口規模和經濟體量巨大、新興產業集中、內部功能協調且文化底蘊濃厚、人才優勢顯著。加強對該地的研究探討既是順應時代潮流,亦是學者應有之經世濟民的責任。

      魏楚雄:近代上海與廣州歷史角色對比
        蘇州大學講座教授、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顧問魏楚雄教授作了“比較上海與廣州的歷史角色及其現代意義”的主題報告。
        魏楚雄提出,中國擁有并不連續的海洋文明,這種不連續的海洋文明于中國整體發展的意義究竟為何,是值得探討的。
        廣州的貿易地位早在漢朝就已有官方資料記載。明朝,到廣州貿易的葡萄牙人拓展了4條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國際貿易路線,這4條路線將與廣州相關的內地市場都納入了世界經濟的體系。清代,“廣州貿易體制”使廣州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影響尤為突出。通過遠途貿易和技術人才輸出,廣州不僅刺激、促進了“珠三角”以及全國許多地區的經濟發展,還導致了專業化分工、商業化和生產模式的轉變。
        與廣州不同,上海的近代化進程是在西方人到來后開始的。市政基礎設施的近代化、較完善的公共事業和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為“一個在中國最理想的投資和居住場所”。但由于上海開埠初期主要商品是鴉片,當時其對“長三角”和全國近代化進程的作用并不是很大。真正推動上海近代化的應當是洋務運動。
        由于鴉片戰爭的沖擊,中國近代化進程的中心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研究發現,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不是一條直線,也不是全國同步的,它具有地區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我們需要對區域歷史進行更多更深刻更全面的研究,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清今天長三角、珠三角或京津冀各自不同但又相關的戰略地位和發展前景。”

      于新娟:海外貿易對近代江南棉業的促進與挑戰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于新娟以棉業為例,就“海外貿易與近代江南鄉鎮民營經濟的發展”與在場學者進行交流。于新娟分析認為,近代五口通商以后,海外貿易與江南棉業的聯系日益緊密,同時也使其承受了來自外部更劇烈的競爭壓力。
        海外棉業的原棉在品質、數量、購銷環境以及稅收政策方面有著很多優勢,而彼時江南原棉的產量、品質、生產技術、農民的植棉觀念等方面均較前者落后。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各界紛紛行動,政府在種植技術、病蟲害防治、稅收政策等方面做出一定努力;行業協會積極動員;一大批科學家、農學家、植物學家紛紛著書立說,促進棉業知識和技術的介紹與推廣。
        與此同時,海外貿易對民營經濟的經營方式也產生了巨大挑戰。海外貿易憑借其優質的品質、低廉的價格和先進的營銷策略占據大量國內市場,對本土手工棉紡織業產生強烈沖擊,一部分農民選擇轉業,一部分農民則繼續從事家庭手工棉紡織業。
        于新娟分析了江南鄉鎮棉業民營經濟如何在西方的刺激之下實現向近代的轉型。外商主導的棉業海外貿易雖不可避免地給華商帶來困境,但同時也帶來先進的經營方式。同時,江南棉商依托上海的中心區位優勢,從海外市場充分吸收新經驗。布商在面對海外貿易的沖擊下也積極改變,投資經營放機布、迎合市場生產改良土布、多樣化的經營。
        于新娟總結,海外貿易的刺激既使中國的傳統產業遭遇困境,但同時也使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近代國際貿易背景下,中國經濟是沿著同時并存的多種路徑實現發展的,這不能用普遍的歐洲原則進行解釋。

      鄒振環:由小街區透視大都市
        復旦大學教授鄒振環將目光投向上海城市史上并不被關注的一個“城市邊緣”街區的演變,作了題為《大上海的小街區——“王家厙”“張家宅”的地理空間與文化空間》的主題發言。鄒振環利用《申報》、現代上海街區鄉土志書以及近代地圖文獻梳理了“王家厙”“張家宅”的演變脈絡,意圖通過小街區的演變來透視上海大都市的歷史進程。
        “王家厙”和“張家宅”這兩個地名在歷史上并非一成不變。地名不斷變化,居民身份也不斷發生改變,地名成為社會文明進化的一面鏡子,也反映著社會分野和階層分化。
        鄒振環通過討論張家宅街區中麗都花園、麗都體育會、育才公學、平江公所、夏令配克影戲院等實體地點和場所來觀察街區面貌,借此來透視這一地區無形的邏輯空間。通過比較張家宅地區石庫門的造型裝飾,比較同一地區中不同生活階層的差異,同時通過3個歷史分期,梳理了該地區的歷史發展脈絡,并在這漫長的演化過程中細數沉淀其中的城市文化。
        鄒振環總結,上海城市生活史即人在上海這一特定的城市空間中活動的歷史。上海城市生活史的研究,既需要大視野的宏觀觀照,同樣也需要深入到城區、街區,甚至街道和弄堂細小的局部,沒有對小街區、小事件和小人物的深入研究,城市史的宏大敘述就無法談起。
        除了3篇主題發言,與會專家們還縱橫歷史學、社會學、文學、國際關系等多專業,采用多學科研究方法,為海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和寶貴的研究經驗。浙江海洋大學的鄭俊華、韓翔結合前人研究,對位于長江口南端的衢山島從封禁到展復的過程進行了清晰梳理,提出“衢山島從封禁到展復的歷史不僅僅是國家海防政策調整的結果,更是國家政策與海島社會互動下海島社會自然發展的結局。韓國釜慶大學的王濤等學者以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南下線路支點和必經之地——舟山群島為研究對象,對該地的海洋文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探尋。
      (作者單位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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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原文:http://epaper.oceanol.com/shtml/zghyb/20181025/761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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